文学伦理学批评对话——聂珍钊教授与波潟刚教授的书信往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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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日本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福冈大学名誉教授大嶋仁教授的影响下，波潟刚教授第一次接触到由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产生极大兴趣。 聂珍钊教授的推荐下，他阅读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经典论文《<老人与海>与丛林法则》，由此，展开了与聂珍钊教授长达一年之久的书信往来。
上期公众号推出了七封信中的前两封，两位教授围绕《老人与海》中“狮子”的喻指意义展开了激烈争辩，在小说反映了伦理混乱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又从伦理普遍性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期公众号继续推出其中的第三封和第四封，敬请阅读。
波潟刚
文学博士，日本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九州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项目负责人。1997年，获日本筑波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获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受日韩文化交流基金派遣项目资助赴韩国首尔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曾在日本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书评60余篇，随笔2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编著等20余部。
聂珍钊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UPenn-based）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学科评委。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代表性学术专著《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和《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分别获教育部首届和第五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代表性学术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聂珍钊教授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这一批评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国际权威人文杂志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LS)和多家著名学术期刊如arca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Culture（德国）、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美国）、《哲学与文化》（台湾）等，也纷纷推出专刊或发表评论文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评论及研究。
第三封：波潟刚教授致信聂珍钊教授
人类具有二重结构，
即：人的部分和动物或自然的部分，
同时人类本身又是一种不确定的存在。
聂教授
您好。
许久前，就收到了您的来信，却迟迟未能回复，拖延至今，对此我感到十分抱歉。现在的日本大学，一边要求教师高质量、高产量地产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将许多事务性工作分配给教师。想要停下手头工作略微喘息一口都不可能，因为一旦停下，工作会马上积攒如山。本应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到底去哪儿了呢？我经常盯着日历牌和腕表，叹息不已。
我反复读了您的来信，对于狮子这一形象，您有许多非常新颖的见解。但我仍旧认为，对于老人而言狮子是“朋友”“兄弟”一般的存在。这是因为在狮子的身上我所能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凶猛与野性，不如说更多的是亲切与温柔。上封信的结尾处，我曾提到可以将这部小说看作是一个有关“老人与少年”的故事，其中那位一直陪伴在老人身边的少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不应该将狮子理解为老人自己，而应理解为老人的同伴。我有一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还有一对三周岁的双胞胎儿子。日常生活中，我会给男孩子们读一些绘本，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吧，我总是对作品中登场的“孩子”的角色格外感兴趣。
但是，倘若非要将狮子看作是一种猛兽，非要将老人梦见的狮子认为是老人将自己同化为狮子的结果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一种“动物化”。最近，我读了上野俊哉的《荒野狼——押井守论》（青弓社，2015年）[1]。书中，有一段针对赫尔曼·黑塞（Hermann Karl Hesse）的小说《荒野狼》（Der Steppenwolf）[2]的论述，如下：
德勒兹（Druze）、加塔利（Guattari） 认为，“动物化”（becoming animal）或“欲望机器”不是一种隐喻，而是用于指代人类是一种不稳定的存在的概念装置。它试图通过将自身设定成“无法将自身与其他动物、事物相区别”的方法来达到驱使欲望的目的。人们总是习惯把人和动物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两方，然而当我们不再使用这种对事物进行大致区分的二分法来看待世界时，不再用它来描述世界中那些生动的、富有节奏的变化更替时，就会发现：有一匹荒原上的狼一边与人性斗争着一边慢慢地从人的内心深处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pp.151-152）
上野俊哉之所以要重提赫尔曼·黑塞，是因为在押井守的电影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诸如狗、鸟、鱼等动物的形象，这与赫尔曼·黑塞的小说不无共通之处，都体现了一种观念——人类具有二重结构，即：人的部分和动物或自然的部分，同时人类本身又是一种不确定的存在。《荒原狼》创作于战争时期，主人公哈勒尔是一个“丧失故乡的”“游离者（outsider）”，故事描绘了一个“恶魔”般事物全部显现出来的、难以生存下去的世界。可以说，小说整篇都充斥着一种无以言表的“不安”，而这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我认为，上述观点同样可以用于海明威的作品分析。在《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圣地亚哥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与《荒原狼》的主人公哈勒尔类似的、“丧失故乡的”“游离者（outsider）”的气质。那么，当这些人物陷入困境时，或者遇到一些“意外状况”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聂教授，对于您所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我还不能完全把握其精髓，此处有几点疑问，就是：您对《老人与海》的读解，是否是站在把作品只是当成一部作品的立场来解读的呢？在探讨诸如“环境”“身份”“选择”等与“伦理”相关的概念时，是否果真可以抛开讨论的基础和前提呢？期待您给予指导，这将非常有助于我进一步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
为什么我会抱有这样的疑惑呢？长久以来，我一直从事着有关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研究，他的作品中涉及了大量的有关“动物化”问题。但是，作品中的出场人物大都不期望自己变成动物，而是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变成了动物，又或者是极力反抗着不让自己变成动物，但最终不等不接受变成动物的现实。另外，作品中的主人公，除了变成动物、植物，更有甚者变成了墙壁、棍棒等无机物。而且，安部公房笔下的那些“动物化”的人，对于“选择”大都持有极其消极的态度。聂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在我刚踏上研究之路的时候，曾就小说的形式问题思考许久但不得其解。例如，以第二人称写成的书信体小说与具有较强故事性的第三人称小说，在分析时是否可将两者不加区别地对待呢？举一个例子，安部公房的长篇小说《他人的脸》（1964）[3]是一部以书信体写成的小说。故事中的丈夫因遭遇实验事故而毁容，为找回自信他制作一张完美的塑胶假面，从此拥有了一张别人的脸，并开始了诱惑妻子的计划。我认为，完全可以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从夫妻伦理的角度来考察这部小说，而且我正计划就此写一篇论文。但是，我的疑问是：究竟该如何考察这种书信体小说呢？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第三人称小说故事性较强，“叙述者”即是小说世界的旁观者，所以在分析时只消考虑小说的内容即可。但是，《他人的脸》这部小说是由丈夫写给妻子的手记以及妻子写给丈夫的信构成的，所以我认为不能忽视这种体裁或形式的小说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它是写给某人的信件。因此，“写信人”的行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伦理性”，是应当被纳入考察范畴的。比如：写信人所写内容与写信人写信时的心理，以及写信人想要将信交给对方的意志，收到信后再写回信这一行为所具有的伦理性，等等。
《他人的脸》与聂教授您所研究的《老人与海》乍看上去似乎没有太多关联，然而从“执拗地追逐猎物”这一点来看，《他人的脸》中的那个假装成陌生人来诱惑自己妻子的男人与《老人与海》中与大马林鱼殊死搏斗的圣地亚哥实际存在相似之处。而且，他们的这种执拗，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在《他人的脸》中，男人戴上假面装成“另外一个人”来诱惑妻子并与之发生“不正当关系”，但实际上他的妻子早已知晓一切，将此当成一场“游戏”配合着丈夫的行为。在诱惑妻子的过程中，男人依靠假面的伪装肆意地放纵着自己的野性。这使我不禁想起《老人与海》中有关狮子的问题。
另外，关于伦理，我还有一些疑问，就是在进行分析时，到底应如何划定它的疆界。我认为，可以从“书信体”这样一个角度来考察这部小说，但在考察作品本身的同时是否还需要考察诸如作品被读者接受时、作品被翻译成别国语言时、作品被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时（比如拍摄成电影）读者、翻译者、制作者等个人所抱有的伦理。在近几年的日本学院派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研究者自身的伦理问题。因此，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伦理批评的疆界究竟在哪里，它的研究空间与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希望聂教授不吝赐教。
下面，我想谈一些与我们之前的讨论不太相关的内容。昨天，我偶然读到了竹村和子的《文学力的挑战——家庭、欲望、恐怖主义》（研究社、2012）[4]。这位作家翻译了不少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P. Butler）和蔡明哈（Trinh T. Minh-ha）的作品。关于海明威，她曾在杂志专栏上写过一篇题为“心情沮丧的作家”的评论。评论中，他将海明威与日本作家志贺直哉进行了一番比较，然后谈道：“二人恰巧都诞生于世纪之交，同时他们身上的那种‘父性’的东西又都是扭曲的，这使得他们无法将自己有效地投射在对时代世情的描写以及对个人体验的表达中。因此，‘他们的那种几乎可以诊断为神经病的敏感与脆弱，经常会被置于具有暴力性的自我破产的危机之中’，并最终只能依靠‘语言’‘支撑起自己’。”（p.141）。竹村和子继续谈道：
读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一种忧郁，而其中又透露着一些无情与残酷。他试图通过语言寻找活路，像雕刻石头一般构筑着自己的语言世界，却适得其反，无奈地陷入到自我欺骗之中。海明威的作品中总是存在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作品中那些缺少父性又热爱文学的懦弱的孩子们感到胆怯、害怕，又不敢追问那到底是什么。
在《他人的脸》中，男人读完妻子的信之后勃然大怒，几乎就要变成一个歹徒去实施袭击女性的暴行了，但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我想，是否可以将这个场景理解为“试图通过语言寻求活路”，却“陷入到自我欺骗之中”，他身上“透露着一些无情与残酷”。另外，在《老人与海》的结尾处，老人又“梦见了狮子”。我们该如何理解此处的狮子呢？人们误以为海滩上的那具白骨是鲨鱼的，之后圣地亚哥便梦见了狮子。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梦见狮子时的老人的心理与《他人的脸》中的男人的心理是相似的，他们都失败了，但又不甘心，因此想通过做些什么来挽救，但终究是徒劳。
竹村和子在评论中提到了“孩子”，《老人与海》的结尾处也提到了“孩子”——“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我总是对“孩子”这样的人物形象特别关注。少年眼中的圣地亚哥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呢？假如将其看作是“父性”的象征，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我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的作品。聂教授，以上只是我的一些凌乱的想法，您无需一一回应。如上赘言，还望见谅。
波潟 敬上
2017年10月20日
[1]译者注 上野俊哉：荒野のおおかみ――押井守論。東京：青弓社，2015年。
[2]译者注 ヘルマン・ヘッセ著，芳賀檀訳：荒野の狼。東京：人文書院，1976年。
[3]译者注 安部公房：「他人の顔」，『安部公房全集018』。東京：新潮社，1999年。
[4]译者注 竹村和子：『文学力の挑戦 ファミリー・欲望・テロリズム』。東京：研究社，2012年。
第四封：聂珍钊教授致信波潟刚教授
人是一个人兽结合在一起的存在，
即人的身上同时存在人的一面和兽的一面的特点，
而我把这个特点称之为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
波潟教授
您好。
来信收到，谢谢。您工作的繁忙程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能热衷于思考问题和学术研究，这让人十分钦佩。您讨论问题的热忱、探寻真理的赤诚、寻找答案的坚韧，都证明您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我为有您这样一位能够一起探寻学术问题、进行学术对话的朋友感到高兴。正因为您能够坚持对同一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我们的交流才能够不断地深入下去，同时也激发了彼此更大的学术热情。我想，这种不断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再提出新问题的方法，就是做学问的好方法，所以我要珍惜与您交流的机会。
我特别欣赏您对学术问题的执着、对自己观点的坚持以及从多个方面论证自己观点的努力。没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没有对学术问题的反复思考以及争辩，就很难在研究中取得成果。尽管现在我仍然不赞同您对于《老人与海》中的狮子的解释，但是我特别赞赏您能够将问题解释得别开生面。您不轻易接受我的观点，想必是希望我可以提供更多说服您的理由，也只有当理由充分了，您才有可能认同一种新的观点吧。
您现在仍旧认为，对于老人而言狮子是“朋友”和“兄弟”一般的存在，狮子不是老人自己，而是老人的同伴。您在第一封信中也提过，老人梦中的狮子像小猫一样温顺，丝毫没有百兽之王的样子，因此您得出狮子是老人的朋友的结论，并认为梦境中出现的狮子均有可能是孩童时期的老人。按照您的逻辑，如果把《老人与海》这部小说看成是一个“老人与少年”的故事，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老人与海》讲述的并非是一个“老人与少年”的故事，而是老人出海同大马林鱼和鲨鱼搏斗的故事——这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在不同的主题之下，对老人、狮子、鲨鱼以及小孩的解释与理解可能不同。因此，我们首先要回归到《老人与海》的主题上。在这里，如果把主题换成主要的问题，可能更容易理解。《老人与海》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老人为什么敢于出远洋捕鱼？尤其是为什么敢于同鲨鱼搏斗并能够战胜鲨鱼？他的勇气来自哪里？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讨论狮子同老人的关系，或许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吧。
按常理判断，一个普通的人，哪怕是经验丰富、胆识过人的渔夫，当遭遇海洋里最危险的动物的袭击时，他们是不会主动应战的，他们会感到恐慌、害怕，甚至逃避，而不是期待着与之搏斗。但是，当老人遭遇鲨鱼时，他非但未表现出常人应有的害怕，更没有逃离，而是决心与之一决胜负。从有关老人与鲨鱼搏斗的描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古罗马斗兽场上人与兽搏斗的场面。那么，老人为什么要与鲨鱼搏斗呢？显然，是为了争夺大马林鱼。鲨鱼需要大马林鱼来维持生存，老人需要大马林鱼来维持生活。老人与鲨鱼对大马林鱼的争夺就演变成了一场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体现了大自然中随时都在上演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且，在老人与鲨鱼的争夺中，老人遵从的是动物界的丛林法则，而不是人类社会的伦理原则。丛林法则的本质是弱肉强食，这是存在于动物界的普遍规律。在大海里，鲨鱼是海中之王；在陆地上，狮子是丛林之王。老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足够力量与鲨鱼搏斗，但狮子有。所以，当我们把狮子放置在这样一个伦理环境中考察的时候，它就成了老人获取精神力量的来源。
信中，您还提到该如何理解小说结尾处老人又“梦见了狮子”的问题。我认为，这与小说的主题是一致的，即老人要做丛林之王——狮子。小说中写到狮子的地方几乎都与老人的梦有关，这表明这种思想已深深植入他的潜意识，形成了固化在大脑中的脑文本（brain text），因此才会在梦中屡次显现出来。当然，狮子在小说中的意义可能是多重的，我们应该允许对狮子有不同的解释，从而达到对小说的殊途同归的理解。
我很赞同您把老人梦见狮子看成是“动物化”的观点。您引用了上野俊哉《荒野狼——押井守论》中有关《荒野狼》的论述，这非常具有启发性。您认为，押井守的电影“与赫尔曼·黑塞的小说不无共通之处，都体现了一种观念——人类是具有二重结构的，即人的部分和动物或自然的部分，同时人类本身又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您提到的这个有关“人”的二重结构的观点，同我强调的“人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的观点十分相似。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人首兽身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中国也有，如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通常我们只是把斯芬克斯看成危害人类的妖怪，而忽视了这种人兽同体的形象对于解释人的本质特征的价值所在。而斯芬克斯之谜，其价值也不仅仅停留在谜底“人”上，它还揭示了人从四条腿的兽向两条腿的人进化的过程。为了寻找谜底，古代希腊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并最终认识到人是一个人兽结合在一起的存在，即人的身上同时存在人的一面和兽的一面的特点，而我把这个特点称之为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因此，人是为人还是为兽，都是由人性因子或兽性因子主导的结果。尽管人身上存在兽性因子，但是只要人性因子占据主导，就能够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让人能够在本质上做人。做人的过程，就是如何用人性因子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的过程。在古代希腊神话中，虽然斯芬克斯之迷也被用来指代复杂、神秘和难以理解的问题，但其中蕴藏着的深刻的伦理内涵是不能忽视的，即它体现了人对于人之定义的追问。可以说，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的本质。一是强调了人在形式上最重要的特点是人头，而人头代表了人类经过长期进化后出现的理性，理性体现人性，它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因素；二是通过狮身象征性地说明了人是从兽进化而来，人的身上还保留着兽的本能。即使人类文明经过伦理选择发展到了今天，人仍然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身上仍然带有兽性的残留。
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两部分构成。人性因子是控制和约束兽性因子的主导因子。人性因子不同于人性，人性是人区别于兽的本质特征，而人性因子指的是人类在从野蛮（Savagery）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够导致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由于人性因子的出现，人才会产生伦理意识并获得人性，使人从兽变为人。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体现，是人进化成人之后的兽性残留。兽性因子的存在不仅说明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而且也说明人即使脱离野蛮状态变成了文明人，身上也还保留着动物的特性。人性因子是后天的，是人类理性逐渐成熟的结果，而兽性因子是先天的，是人与生俱来的。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和主导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和从属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和约束后者，从而使人成为伦理的人。兽性因子是不能从人身上消除的，人性因子同样如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道德的人，是因为兽性因子能够得到人性因子的约束。如果兽性因子不能得到人性因子的约束，人就可能退化为兽。因此，斯芬克斯因子说明了人存在着做人或是做兽的两种可能性，同时也说明了人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做人或是做兽的伦理选择。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描述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揭示人的伦理选择过程，并为人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提供教诲。
我认为，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与您提到的人的二重结构存在共通之处。《荒原狼》中的哈里认为自己就是一匹“人性”和“狼性”并存的荒原狼，这恰好说明了他是一个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合而成的斯芬克斯因子的基本特征。哈里把自己的一半叫做人，另一半叫做狼，把身上所有富有智慧的、高尚的、文明的东西归到人一边，把一切本能的、野蛮的、杂乱无章的东西归到狼一边。对于哈利身上的这两种特性，小说中这样描述，“哈里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个‘人’，这是思想、感情、文化、温顺而崇高的性格的世界，他发现自己身上与之并列的还有一只‘狼’，这是充满欲望、粗野、残酷、低下的粗鄙性格的黑暗世界。”在哈里身上，斯芬克斯因子中的兽性因子以狼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哈里无法用人性因子束缚或抑制兽性因子，无法用身上的人性抑制身上的兽性，最终从人变成了狼。他从酒吧女郎赫尔米娜身上获得了肉欲的欢愉，又在音乐和感官的享受中忘记了烦恼，但当看到赫尔米娜和其他男人亲近时，他“狼性”在瞬间爆发，从而使“狼性”脱离了人性的束缚，在嫉妒心的驱使下杀死了赫尔米娜。
小说指出，像哈里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有两个灵魂，两种本性，身上同时存在着人性与狼性，既有圣洁美好的东西，又有凶残可恶的东西。小说通过哈里这个人物形象揭示了一个严肃的事实——每个人都是善恶并存的生物体，都存在着为善或者为恶的可能性。倘若人性因子能够抑制住兽性因子，那么人就会变成一个有理性、有人性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相反，如果不能抑制住兽性因子，那么人就会因缺少理性而失去人性，甚至退化为兽。那么，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呢？显然，哈里是一个可供我们分析的重要范例。
在讨论人性的时候，我还想多说一点，就是目前流行着一些把人性定性为恶的说法，如“人性的弱点”、“人性的罪恶”、“人性的邪恶”等。这种把人性定性为善或恶的说法，会造成一种伦理的混乱。而实际上，人和人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是人性的主体，人性是人这个主体的道德属性。人也是兽性即动物性的载体，兽性是人作为动物存在的自然属性，因此兽性是人的生物属性。作为不同属性的载体，人兼有了人性与兽性两种不同的属性。同与生俱来的动物性不同，人的人性是道德修养的结果，是人的美德。人可以有弱点，但人性没有弱点；人可以罪恶，但人性没有罪恶。人性只有修养层次的差别，没有性质的不同。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有关“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争论，这实际上是对先贤思想的误读。先贤所讲的“性本善”和“性本恶”不是指人性之善恶，而是指人的天性即自然性是善还是恶，换一种说法，指的是人的善恶之别而不人性的善恶之别。人性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人性不是人的生物性特征，而是人的伦理特征，因此人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接受教诲的结果。例如，婴儿的诞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刚出生的婴儿不存在善恶观念，因此也就无人性可言。到了幼儿阶段，经过讲述童话故事等伦理教诲，幼儿逐渐形成了有关人的概念，能够从形式上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开始有了伦理意识、善恶观念，人性逐渐形成。进入儿童阶段之后，由于道德教诲的加强，理性更加成熟，兽性因子的作用不断减弱，人性因子的作用不断增强，作为人的主体性逐步确立，人性成为主导因素，继而帮助他们完成伦理选择成长为有道德的人。
除了《荒原狼》之外，还有不少小说也揭示了人身上人性与兽性并存的特点。比如，在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说：“在我的胸膛里，有两个并存的灵魂。”这两个灵魂，一个是人性，一个是魔鬼。在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里，作者企图把子爵一分为二，即分成纯好的子爵和纯坏的子爵。但是结果表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只有好的子爵和坏的子爵结合在一起才是现实中的子爵，真实的子爵。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王尔德也试图在小说中将恶从善中彻底消除，但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因为只有善恶并存的人才是完整的人。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形形色色的榜样，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约束和控制身上的兽性因子，做一个善良的、有道德的人。
另外，您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来解读《老人与海》的话，是否需要考察文本之外的因素。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主要涉及了以下两方面。一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二是文学研究的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学文本是文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例如，如果我们研究《老人与海》的话，那么研究对象就只能是这部小说而不能是其它。但是，我们在实际研究的时候并不会局限于此，还会考察海明威这个作家、作家的生活及社会背景，甚至涉及到与小说相关的其他作家。然而，这些并不是研究的对象，而属于研究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它即研究文学文本内部的伦理结构、伦理冲突和伦理选择，也关心文学文本外部的伦理环境、时代背景等对文学文本产生的影响。研究文学要回到文学的伦理现场——这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因为一旦离开对于伦理现场的研究，就很难对文学文本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形象，如果离开了丹麦宫廷这个特殊的伦理环境而把他放置于英国、德国或者挪威的伦理环境中去考察的话，我们就很难对他的伦理身份、复仇动机、行为思考模式以及伦理选择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
亲爱的波潟教授，以上内容已涉及了您提到的绝大部分问题，但不是全部问题。考虑到已写了不少文字，篇幅似乎有些过长了。所以，先请任洁将上面内容翻译成日文转交给您。另外，在信中您还提到了安部公房的长篇小说《他人的脸》，并认为这部小说非常适合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进行研究。对此，我十分赞同，我也认为《他人的脸》是一部可以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分析的经典作品。我想，我们可以围绕这部小说展开专门的讨论。当然，针对上面内容，如果你还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看法的话，也欢迎您提出来，我们继续讨论下去。我认为，与您的学术讨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给予我很大启发。在此，对您表示深深的感谢。
聂珍钊
2018年1月3日
说明
1.文中波潟刚教授书信原文为日文，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任洁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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